【摘 要】 文章通过对1917～1991年前苏联建筑设计的分析，探讨意识形态和建筑形态的关联性。
【关键词】 意识形态；建筑形态；形态
【中图分类号】 TU20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7723（2005）04-0126-03
雨果曾说：建筑是历史。圣彼得堡的宫殿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象征。
一、引 子
2004年8月，莫斯科市长宣布拆除位于红场旁边的莫斯科饭店，这个曾经接待过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官员、商务和旅游人员的建筑是仅存的苏维埃时期的标志，但似乎也无法逃脱被拆除的命运。
这则消息让我们把目光又投回到这个被忽视了的地方，尤其是它在建筑设计方面的发展。探讨俄罗斯建筑创作的发展，1917～1991年前苏联建筑发展的情况是不应该被忘记的，它在那一段时期里所表现出的形态特征与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特征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意识形态的定位
从整体概念来讲，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托拉西（Destutt de Tracy,1754～1836）是第一个把“意识形态“的概念引入西方哲学史的人。意识形态的法文词idéologie 是由idéo-加上-logie构成的，所以对于托拉西来说，idéologie也就是science des idées,即“观念学”的意思。如果说意识形态可以解释为社会的整体观念的话，1917～1991年前苏联的整体社会观念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第一个时期（1917～1932年）：新的社会理想时期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整个苏联民众都在构想新社会的美好图景，正如舒舍夫所说：“新的生活条件，新的审美趣味，新的社会理想，这一切都应该在建筑中有所反映。”（《建筑》1923）在这个时期，列宁对于艺术创作的态度是宽容的，而他说的“无序的激动，狂热的探索新的解答和新的格言”恰恰反映出建筑创作在这一个时期是最活跃的。但是，在这种狂热的气氛之下，人们的非理性思考开始出现，他们在急促的社会变革之中难以把握正确的方向，而阶级斗争的影子也开始在建筑创作中出现，人们正在以一种自发式的力量去努力创作一种新的观念，一种用于表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观念。这一努力的过程说明了建筑形态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特殊关系，人们的观念对于建筑形态的决定意义开始渗透到建筑创作的整个过程之中，而又被建筑形态直接的表现出来，而这种表象本身就存在着欺骗性。
（二）第二个时期（1933～1954年）：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时期
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前苏联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建筑创作的各个流派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也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整合和重新的定位。国民在这个时期也更有信心和实力去实现心中的社会主义理想，那么反映在建筑形态上，人们期待着一种能够代表他们这个时期的成就和内涵，同时也能够同西方的资本主义相区别的建筑形象。《苏联建筑》杂志的主编阿拉比扬说：“我们应该通过建筑的艺术形象来表现我们时代的内涵”。苏联建筑界的思考同时表现出他们的不确定性，就在这时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这个口号。卫国战争胜利以后，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集团“老大哥”的地位得到了确立，同时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情绪也在滋长，甚至有一种盲目的民族传统审美心理，建筑创作中也开始过分强调政治性和思想性。约瑟夫.格威尔特说：“不管什么阶级，国家或时代的古代建筑，在对其价值做出恰当估计时，都不能与它兴盛时期的国家历史分开来。”（《现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演变》，第34页）彼得大帝改革所带来的俄罗斯民族的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丰碑，所以历史折衷主义在前苏联这段时期逐渐占了上风，彼得大帝时期的建筑风貌也被移植到苏联政府颁布的一系列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原则之中，要求公共建筑必须注意采用宏大的尺度，具有古典风格和俄罗斯民族风格的细节装饰，加上复杂的雕塑等来体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无比优越型”。建筑创作在这种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诉求之下就开始显现出落后、陈旧、刻板、缺乏时代气息和功能问题严重的现象。
（三）第三个时期（1955～1991年）：思想解放时期
对意识形态的描述通常的用法是意指一些普遍原则或理论主张，也可以解释为一种教条，那么斯大林时期整个苏联社会意识形态基本可以用“教条”来形容。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似乎意味着整个社会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洗礼。1954年的《告全体建筑工作人员书》拉开了建筑界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1955年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确立了苏联建筑应当把“形式的纯朴、严谨，外观的动人，处理上的经济和对人的生活舒适方便的关怀”等方面相统一的指导原则。这一切都表明从过分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向对人的关怀的转变，也体现了对于西方现代建筑设计思想开始有了理性的认识。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建筑也开始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势头。
三、建筑形态的反映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的存在，它必然还要通过具体形象表现出来，与生活紧密联系的建筑自然就成为意识形态具象表现的很好载体。我们从前苏联意识形态变化的三个阶段之中选取具有典型性的建筑形态设计进行分析，以求得出当意识形态作用于建筑创作之时建筑形态有何具体的反映。意识形态往往以两种形式出现，其一是文本建构，其二是文本省略。优势阶级在其意识传播的过程中就会通过对需要传播的观念进行取舍，所以通过建筑形态而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阶级关系或权力关系的再现。以下三个建筑实例很好的表现了这一实质。
1919年初，塔特林接受委托设计一座纪念十月革命的纪念碑，他于1919年底完成了这项设计，当时第三国际刚刚宣告成立，他便将设计命名为“第三国际纪念碑”。按照塔特林的设计，这座400米高的纪念“塔”将是一个用钢铁制造的两股相互交错的格架式螺旋体的空间结构组成的形体，在螺旋钢架的内部悬挂着三个玻璃几何体。塔特林以巨大的尺度来表现革命精神的崇高志向，以倾斜式的大胆构图来表现巨大的动感，使得整座纪念碑仿佛具有了冲破地心引力的宏伟气势。其中材料的运用也被赋予了某种内涵，如钢铁象征着无产阶级坚强的意志，玻璃则象征着无产阶级明净的意识。塔特林将各种知识素材，如点、线、面和物质素材，如钢铁，玻璃等视为同等主题的要素，正如塔特林所说的：“通过这些重要的基本材料的结合，表达了一种紧凑而壮丽的简单性，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关系，因为这两种材料都生于火，形成了现代艺术的要素。” 塔特林第三国际纪念碑的创作证明了在意识形态建构的初期可能会产生对建筑具有积极作用的因素。
图1 “第三国际纪念碑”模型
意识形态的省略往往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从1931年到1958年苏维埃宫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苏联各个建筑流派在现实主义时期的博弈过程，而苏维埃宫本身形态的变化过程也直接体现了意识形态建构和省略之间的特有关系。在设计竞赛的初期斯大林就指出苏维埃宫应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它要能够配得上无产阶级的革命时代，配得上共产主义事业的宏大规模，这可以说从根本上决定了苏维埃宫的命运。而对于整个竞赛过程中所有方案的形态特征，竞赛评委会也已经在历史折衷主义的束缚下放不开手脚了，所以对于比较务实的构成主义和功能主义作品就没有受到青睐，而像约凡、若尔托夫斯基和汉米尔顿三人所采用的新古典主义手法得到了肯定。这就反映了在为当前意识形态的建构而努力之时，优势阶级往往会选择更为保守的做法。所以，建设委员会决定以约凡的方案为苏维埃宫的最后方案，整个形态为一个层层叠置起来的圆柱体，圆柱体的外部包着一层一层的古典壁柱，使得整个建筑的高达415米，而如此巨大的纪念碑基座的做法，为建筑的造型设计、功能组织和结构保障都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到了卫国战争时期，工程被迫停止，最终把它的基础改造成了一个大型的室外游泳场。可见在狂热的民族意识的驱使之下，建筑的形态已经超出了一般理性的状态，它被赋予了自己根本无法完成的使命，最终只能被证明它根本就不是建筑，而只是对一种幻想的嘲讽。
图2 苏维埃宫的两种对比形态
意识形态的对峙表现了不同阶级的整体社会观念的差异，这正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进行意识形态建构时所刻意追求的，但这并不意味意识形态对建筑的影响就可以超出一般性的规律，所以战后苏联的建筑创作也开始回归理性，开始关怀人本身。而克里姆林宫代表大会堂的建设标志着苏联新一代大型公共建筑新风格的形成。它的整体形态采用较为纯净的立方体，从地面直达檐口的竖向隔肋，沿水平方向对整个建筑的玻璃立面进行了分割，这明显反映出建筑开始摆脱“民族形式”的过度装饰，走向了一种简洁明快的形式。它室内的处理更具人性化，宽敞的门庭及上面的平台都有连续的玻璃窗，可将远处的风景尽收眼底。从这一点我们看出建筑创作对于满足人本身需求的重新认识。如果意识形态使建筑远远偏离它本身应该具有的意义就意味着这种意识形态的强制性，而建筑形态对建筑本身意义的理性化处理恰恰反映了整个社会观念也开始向理性化的方向发展。
图3 代表大会堂的立面
四、结 语
如果说对于前苏联（1917～1991）这段意识形态和建筑形态关联性的分析有什么现实的意义的话，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 意识形态本身并不具有褒贬之分，因为我们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哪种意识形态更能促进建筑的发展，而就建筑形态本身所具有的满足人的心理和生理需求来说，不能以一种强制性的意识形态来控制建筑形态的发展。
2． 意识形态反映的是整个社会的观念，如果它变成某个集团或者某个人的意志的话，建筑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走向异化。
3．建筑形态所反映的意识形态特征在合理的范围内可以成为建筑形态多样化的积极因素，因为建筑形态本身就受到地域性和文化性等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完全可以成为积极的文化因素。
更具体地说，中国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急速变化，通过建筑形态的表现有些方面应该值得注意。通过新技术手段我们似乎掩饰了建筑形态走向异化的一般性外表，我认为不仅仅前苏联的那些尺度异常、体量巨大的建筑形态才是异化的一种，它们本身的异化是基于对于视觉冲击力的过度追求和对于人本身的关怀失衡导致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经济实力增强了的社会背景之下应该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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